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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播的历史剧《太平年》，深入展现了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时期，地处东南重镇的吴越国“纳土归宋”、保境安民的重大抉择，生动诠释了和平统一的历史意义。
唐亡宋兴之间的五代十国，曾是我国历史上最纷乱动荡的时期之一，吴越国却是其中存续时间最久的政权。从公元907年钱镠受封吴越国王，到公元978年钱俶（原名钱弘俶）将所辖十三州一军整体纳入宋朝版图，70余年的时间里，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之治，未遭兵燹祸乱，黎民安居乐业。从流传千百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谚语，到江浙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都可以追溯到吴越国的影响。回顾这段历史，仍然能给今人以启迪。
筑塘伏海雄主业，陌上花开儿女情
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出身贫寒，早年曾以贩私盐为业。传说钱镠刚出生时有异象，父亲担心不祥，想把他扔进井里淹死，祖母（一说邻家老妇）说情才留得性命，因此小名“婆留”，在他的出生地临安至今尚有“婆留井”。钱镠虽出自草莽，却颇有武艺谋略，在唐朝末年的乱世之中崭露头角，成为临安石镜镇将董昌偏将，征讨黄巢军立功，屡获升迁。后来董昌谋反，钱镠奉诏平定，唐朝廷嘉其功，赐金书铁券。钱镠先后被唐封为镇海、镇东节度使，越王，吴王，吴越王，统两浙之地。后梁太祖开平元年，钱镠受封吴越国王，开创割据政权，81岁去世，谥武肃。
钱镠治理吴越国数十年，确定“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颇有建树，最大的功绩之一即为兴修水利。彼时的杭州并不像后来位列“东南第一州”那般富饶，因地处钱塘江入海口，不仅洪涝灾害频发，还经常面临大潮的侵袭。尽管汉代、唐代的地方官都曾修建海塘（海堤的别称），但钱塘江潮来势非同一般，海塘屡建屡毁，水患始终难以根除。钱镠统治时期，杭州又遭潮灾，《武肃王筑塘疏》中描述：“海飓大作，怒涛掀簸，堤岸冲啮殆尽，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
为根除潮患，钱镠发民夫二十万人，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筑起数百里长的钱氏捍海塘，在史籍中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谈。《宋史·河渠志》述：“潮水昼夜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又致祷胥山祠，既而潮避钱塘，东击西陵。”元代《钱塘遗事》记载，钱镠为求筑塘成功，命数百壮士手持强弩向潮头射箭，大潮竟就此退避，得以打下塘基。明代刘伯温在诗中赞颂射潮壮举：“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随鲛鲐。指挥五丁发神弩，鬼物辟易腥风开。”
当然，要成功修建捍海塘，仅仅依靠射箭仪式肯定是无效的。钱镠最初采用传统的夯土版筑法，但夯土材质无法抵御潮水的冲力，很快垮塌。后来采用了“竹笼石塘法”，终获成功。做法是在塘岸边打下六层木桩，加以横木固定，每层木桩间放入装满巨石的数十丈长竹笼，在空隙中填满泥土，垒成石堤；再在塘外打下十几行排列有序的大木“滉柱”，起到削弱波浪能量的作用，堤岸的坚固性大大提升。原本水患频仍的涝地，在海塘保护下成为千顷良田。
江南水乡河道纵横、湖泊遍布，钱镠建立了负责导河筑堤的“都水营田司”，组织大批人力兴修水利，在各地河道浦口修建堰闸，旱则蓄，涝则泄，并结合地势修建不同功效的灌溉、防洪设施，“塘以行水，泾以均水，塍以御水，坞以储水，堰以障水”。这些水利工程的成功兴建，让吴越国境内迎来连年丰收，买一石米仅需五十文。为感念治水之功，浙江民间将钱镠尊为“海龙王”。
闻名天下的西湖美景，也有钱镠保护的功劳。《十国春秋》记载，后梁朝廷尊钱镠为“尚父”，准许他在杭州扩建王城，有术士对钱镠献策：“大王如果将旧城翻新，可以统治百年，如果将西湖填平修筑宫殿，国运将延长十倍。”钱镠笑道：“哪有千年不改的君主？”他不仅没有填平西湖，还设置撩湖兵千人，负责打捞西湖淤塞的葑草，对湖面进行疏浚，为后世留得一湖潋滟清波。
半生戎马的钱镠并非不通文墨的粗人，而是颇有诗情。《吴越备史》载，钱镠发迹后，家乡临安更名为“衣锦军”，钱镠曾在此宴请父老故旧，作《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成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湘山野录》的补叙更为有趣，乡亲们听不懂文雅的诗句，钱镠又以家乡话唱道：“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子里。”举座欢笑，拍手相和。
《委巷丛谈》收录的一段逸事，与钱镠衣锦还乡、与民同乐相呼应，展现出这位君主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吴越王妃每岁归临安，王以书遗妃，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一百多年后的北宋熙宁年间，尽管改朝换代，斯人已逝，《陌上花》民歌仍然在临安流传。苏轼听后作诗感叹：“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吴绫精缣传千载，越窑青瓷秘色新
宋神宗熙宁十年，杭州知州赵抃奏请朝廷为钱氏诸王改建“表忠观”，苏轼撰写碑文，对吴越国的治国成就予以高度肯定：“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吴越国的安定，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瓷器、丝织、雕版、金银器、玉器等多项手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吴越蚕桑业古来发达，在钱镠兴修水利后更是达到“桑麻蔽野”的盛况，推动丝织业进一步兴盛，“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在《吴越备史》关于徐绾叛乱的记载中提到，杭州的官营丝织业作坊里，仅润州籍的织锦工就有二百多人，规模可见一斑。吴越国向历任中原王朝多次进贡丝织品，《册府元龟》载，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钱镠遣使贡方物，从清单中可一窥吴越丝业之精：“越绫、吴绫、越绢、龙凤衣、丝鞋屐子……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穀袍袄衫段、五色长连衣段、红地龙凤锦被”。钱俶纳土归宋之前，还向朝廷贡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六两为一屯）。从“夜阑灯下不停梭”的诗句里，可以想见这些绫罗绸缎承载的无数辛劳。
以浙东南为中心烧制的越窑瓷器，更是吴越国手工业成就的杰出代表之一。越窑制瓷历史悠久，《茶经》形容越瓷“类玉”“类冰”；《宋两朝贡奉录》载，钱弘俶曾向北宋朝廷进贡“金银饰陶（瓷）器一十四万事（件）”。晚唐五代时期，越窑所产的“秘色瓷”闻名遐迩，陆龟蒙在咏秘色瓷诗中写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徐夤在题为《贡余秘色茶盏》的诗中，明确描述了秘色瓷的外观和特殊地位：“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秘色瓷”为何以“秘”命名？北宋《高斋漫录》认为，“秘”指的是不可僭越的王室之尊：“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陆游则在《老学庵笔记》里提出，秘色是一种青色：“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出土了十余件唐皇室御供青釉瓷器，质地细腻润泽，与《衣物帐碑》中关于秘色瓷器具的记载相符。随着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和吴越钱氏家族墓秘色瓷器的出土，更多的秘色瓷现身世间，展示独有的温润之美。
舟楫辐辏渡南北，沧波万里通天下
唐代元稹在寄给朋友白居易的诗中写道：“休学州前罗刹石，一生身敌海波澜。”诗中的“罗刹石”是一块横截钱塘江涛的巨石，常致船只倾覆。唐代每逢八月十五迎潮设祭，甚至能在石上奏乐舞蹈，可见石体之大。《旧五代史》称，钱镠命人将巨石凿平，从此航行畅通无阻。但据北宋赞宁著《传载略》所述，罗刹石是被潮沙淤没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它的消失都为吴越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交往提供了便利。
五代期间，陆路常因战乱中断，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纳贡需走三千里海路，自杭州湾启程，在山东青州登岸。僧人契盈吟诗赞颂吴越国舟楫之利，即咏此事：“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册府元龟》写到，“滨海郡邑皆有两浙回易务，厚取民利，自置刑禁”，《十国春秋》称此类机构为“博易务”，类似于今天的商业派出机构。吴越国不仅与周边割据政权通商，还与远在北方的契丹多次开展贸易，辽墓出土的越窑瓷器、雷峰塔地宫出土的辽“千秋万岁”钱，即为南北互通的实物佐证。
吴越国与海外的日本、朝鲜半岛诸国也积极开展经济活动和外交往来。在与日本的交流中，不仅用丝罗、瓷器、茶叶换来砂金、水银等商品，还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对外传播。宋《洺水集》收录的《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载：“吴忠懿王（钱俶）用五金铸千万（一作佛）塔，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在《新五代史》的记载中，吴越国建立之初，钱镠便派使者与朝鲜半岛开展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中华宗主国的角色，“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越窑青瓷销往朝鲜半岛后得到效仿，推动了当地制瓷行业的创新。
吴越国还与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西向航线作出贡献。《吴越备史》出现了使用阿拉伯所产石油的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正是海外交流促进的经济繁荣，造就了欧阳修笔下的盛世图景：“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栏目策划/编辑马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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